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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人问我：“在你的职业生涯中，是否有过压力太大、压得你喘不过气的时候？”
有，我答道。有过一次。但反过来，它也为我掀开了人生最精彩的篇章。
1969年，亦即墨西哥世界杯之前的那一年，我的职业生涯迎来了一个里程碑——1000个进球。这是个很难达成的成就，造成其难度的部分原因是我需要参加的比赛数量。这些进球包括我为桑托斯俱乐部、为国家队还有从瑞典回来后在军队里比赛打进的所有进球。赢得了那届世界杯之后，跟所有巴西上世纪50年代的年轻人一样，年满18岁的我去服了1年兵役。这是一件好事，它证明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不能搞特殊化，而这个安排也给军队带来了好处——他们的内部足球赛上多了一个优秀的前锋！
1000是个不小的数字，包含了太多的汗水和努力。我在前文中也提到过，桑托斯俱乐部安排了太多的比赛，希望利用我们的名气尽量捞钱。比如说，1969年3月份，我踢了9场比赛；4月份，6场；5月份，6场；7月份，桑托斯俱乐部先后与科林蒂安斯、圣保罗、帕尔梅拉斯三个强队交手，此外还跟以防守见长的英格兰踢了一场球（最后我们以1:0获胜），在这个月的月末，我们又到意大利米兰参加了一场激烈的国际比赛。这个月还算轻松的，因为只有相对较少的5场比赛。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总有些人在贬低我1000个进球的意义，说那只是比赛太多的结果。我的回答是：球队的安排不是我能做主的。我觉得，就凭我没有累瘫在球场上这一点，也是值得一点赞美的吧。
不管怎么说，绝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这个进球量是值得庆贺的。“贝利的1000个进球要比巴比·鲁斯职业生涯714个全垒打更厉害一些。”美联社在当时如此评论道。巴西诗人卡洛斯·德鲁蒙德·德·安德拉德的评价则公正得多：“其困难之处、非凡之处，不在于打进1000个球，而是在比赛中像贝利那样进球。”
人们的种种好话只会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你得达到他们的预期。1969年10月我完成了第990个进球，却突然感到身心疲惫，还有些慌乱。我不喜欢所有压力都放在我一个人身上的感觉，就跟数年后在我的“告别赛”上那种莫名的紧张一样。没有人关心我是否紧张，他们也不需要这样做。我是个职业球员，从事着热爱的事业。此后每过一天，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和记者数量都在增加；客场作战时，他们会举行游行、悬挂旗帜甚至邀请游行乐队准备为我庆祝——而我是他们的对手啊！
在种种期盼的重负之下，我卡壳了。第1000个球迟迟不来。那段时间里，有一场比赛甚至是以0:0结束，这在以进攻见长的巴西足球联赛上是很少见的。在萨尔瓦多市与巴伊亚队的比赛中，我有个射门偏出了门柱，另一个则是失之毫厘——在进球的一刹那被后卫从球门线上挡出来了。我的压力越来越大，状态也失常了，桑托斯俱乐部甚至决定让我在跟若昂佩索阿一个弱队比赛时充当守门员。我能打这个位置，因为在巴鲁时我就常常当守门员，而多年来我都是桑托斯俱乐部的替补守门员。但这次安排明显是球队对我的照顾，他们不想让我有太大压力。
就在我仿佛永远困在第1000个进球的门槛上时，桑托斯迎来了它的下个对手——我们要在马拉卡纳球场迎战瓦斯科队。我曾在马拉卡纳球场打过很多比赛，但只有这一场的气氛最为紧张。当天是11月19日，巴西的国旗日。马拉卡纳球场里座无虚席。球场里邀请了军乐队来演奏，还放了气球。我紧张得都快吐出来了。
终于，一个传球朝我飞来，速度高度都恰到好处，是我最喜欢的传球。这是头球攻门的最佳时机。我高高跃起，像父亲教我的那样——顶球时睁大眼睛。
球进了！
但是——我没有碰到那个球。瓦斯科的后卫雷内在我之前抢到了点，本想解围的他却把球顶进了自家球门——乌龙球！我无法相信！天哪，我再也进不了球了吗？
几分钟后，我带球突向禁区，被对方绊倒。裁判的哨子响了。点球！我无法相信——第1000个进球就要来了吗？
是的。我把球在罚球点摆好，却发现自己在颤抖。罚球的时刻到了，我跑向足球，中途停顿了一下骗过守门员，然后将球踢进。
这次是真的了：
球进了！
观众们沸腾了。我跑到球门里，把球拿起来亲了两下。看台上燃起了烟花，人们都高声欢呼着。一群记者和摄影师拿着话筒、扛着摄影机冲进场里，问我什么感受。我此前并未想好进球后该怎么说，所以就说出了最近萦绕心头的事：“我们应该照管好下一代，这是我们应该担心的事。”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几个月前，训练完毕后我提前离开了桑托斯训练场，这时我看到一群十二三岁的孩子——就是那种在巴西你给他们几毛钱让他们“照看”你的汽车的孩子。这种事在巴西非常普遍，说实话有点勒索的意思。当时他们正在我的停车位旁边，准备偷旁边那辆汽车。我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起初并不搭理我，后来认出了我是谁，才跟我说起话来。“别担心，贝利，”其中一个孩子安慰我道，“我们只偷圣保罗队的汽车。”我愣了一下，接着无奈地笑了，我对他们说，偷谁的车都是不对的。
他们朝我笑了笑，四散离开了。但这件事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里，令我担心忧虑。小时候我也偷过东西——前文中说起过，我跟小伙伴们在巴鲁的火车上偷过一些花生去换取我们球队的“启动资金”。尽管国家的经济在发展，但巴西孩子的生活还是太残酷，太危险。巴西的城镇化发展很快，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巴西就从一个农村国家变成了城市国家。巴鲁老家那种街坊四邻彼此熟悉的人际联系随着人们搬到城市里各谋生路而分崩离析。现在的孩子，不像我们小时候一样到河里游泳、到树林里找杧果，而是躲在公寓楼的房间里吸毒。对我而言，偷花生和偷汽车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当然，身为人父也令我对下一代的成长格外关心。
有趣的是，那一天，比起我的第1000个进球以及我为之付出的努力，人们记住的反而是我发表的那番关于下一代的言论。
事后，我受到了很多媒体的批评，他们说我蛊惑人心，或说我虚伪。但我觉得这样做很好：利用那个特殊的时刻、借着全世界都在观看这场比赛的时机，将人们的关注从球场上转移到更严肃的事情、转移到令我深深担忧的社会问题上去。随着我慢慢变老，我开始意识到——足球能够、也应该有更远大的目标，而不仅仅是进球、助攻和夺冠军。尽管有很多的冷嘲热讽和怀疑，但巴西以及全世界的人民真真切切听到了我的心声。
我还在为宇宙队效力时，有一次在纽约参加一个鸡尾酒会，这时一位优雅的年长妇人被人引荐给我。
“很高兴认识你，贝利，”她说道，“我是尤尼斯·肯尼迪·施莱佛。”
数年前我曾见过她的哥哥约翰·肯尼迪总统，他魅力非凡、和蔼可亲，我为他在1963年的死而感到悲伤。但到此刻为止，我对其家族的其他人以及他们各自从事的工作几乎一无所知。当天的鸡尾酒会上，施莱佛夫人向我说起她于1968年开创的一个项目——在特殊人群推广体育活动。我对此产生了兴趣。
“我们把它叫作‘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她对我说，“要是你能帮我们推广的话，那就太荣幸了。”
我立刻就接受了。我从未听过比这更值得做的事。此后多年时间里，我出席各种活动和会议、跟运动员们见面，以此来帮助推广特奥会，也成了纽约与施莱佛夫人关系密切的人之一。她庄重而机敏，一直对我很好。她说她喜欢巴西人的快乐天性，喜欢我们的音乐和舞蹈。她一心想把特奥会办成功。1968年第一届特奥会作为一个田径比赛在美国芝加哥市举行，当时只有1500名运动员参加；而到了1993年，它变成了来自55个国家的运动员参与其中的盛事。能在特奥会的发展中出一份力，是我这一生最满意的经历。我永远都忘不掉施莱佛夫人的那句话：“特奥会上，比的不是强壮的身体和敏捷的思维，而是应对身体障碍的不屈的精神。”
我为美国人将慈善、商业、运动三者合而为一进行推广的能力而震惊。我在巴西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施莱佛夫人尤其擅长将人们聚在一起，既做了善事，又体验了快乐，还挣了钱。有这样一个例子：我们一群人曾在周末3天聚在华盛顿为特奥会筹钱，同时推广由克里斯托弗·里夫主演的电影《超人》。
参加活动的名人有很多，有史蒂夫·罗斯，有美国著名记者芭芭拉·沃尔特斯，还有亨利·基辛格。施莱佛夫人的女儿玛丽娅当时23岁，她是跟男友一起过来的，而她的男友是一个名叫阿诺德·施瓦辛格的奥地利健美运动员。那时的他话不多，英语仅比我好一点。我问他在欧洲是否踢过足球，他笑着答道：“我喜欢举重，那是我的强项。”
《超人》首映式上，卡特总统夫妇也来了。基辛格为了调动现场的气氛，就说起了他当初在德国当足球守门员的经历。“谢谢大家能来观看这部描写我人生的电影。”他开玩笑道。接着，在正片开始之前，首先放映了一段特奥会的电影。电影中的那些孩子诉说着体育对他们是多么重要、能让他们找到信心和自我，全场陷入了沉寂。
这是一种令人心暖、意义重大的事业，对我也是一次珍贵的人生经验。慈善、善行不是枯燥无味的，着眼于特殊的、实实在在的结果，它同样可以很有成效。带着这些收获，我回到了巴西，希望尽己所能为祖国做点好事。
上世纪90年代早期，巴西的情况似乎已经跌到谷底，却仍在恶化。除了人们早已感觉麻木的经济问题，我们还经历了一系列人间惨剧，整个世界都为我们感到悲哀。1992年，圣保罗卡兰迪鲁监狱发生暴乱，军警闯入监狱平息暴乱，造成111人囚犯死亡。就在几个月之后，1993年，一群枪手朝数十名在里约热内卢的坎德拉里亚教堂外睡觉的流浪儿开枪射击，8个孩子死亡（有些仅仅是十一二岁的少年）。而这些枪手竟然是警察，他们对里约的犯罪事件心中恼火，于是就做出了这样的报复行为。
坎德拉里亚教堂的惨剧令我以及很多巴西人感到震惊。我哭了好几天。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亦即1969年我所表达的对巴西儿童生存状况的担忧。我们生活在一个病态的社会，贫困的弱势群体无可依靠。
当时的巴西，跟我小时候一样，贫富差距的状况未有丝毫改变。社会阶级之间的鸿沟深不见底，巴西已成为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与此同时，巴西的人口也在以惊人的速度飙升：1956年——我离开巴鲁前往桑托斯那一年——巴西的人口是6000万；而到了1990年，其人口已是1亿7000万。所有新增的人口都出现在城市里，原先的巴西是个农村占主导的国家，现在已经有80%实现了城市化。城市的规模太大，而工作岗位少之又少。很多人住在里约和圣保罗附近山上的贫民窟里，衣食不保，暴力事件频发。很多人都认为，这辈子是看不到情况会有转机了。
1994年美国世界杯期间，巴西国内的总统选举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我对此并未太过在意。我不喜欢愤世嫉俗，但我相信政治是巴西的问题，而非其解决方式。
新当选的总统与其前任略有不同，他是圣保罗的一位社会学家，名叫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他曾认真研究过巴西的贫穷现象及其原因，还曾在上世纪50年代做过研究，证明了巴西黑人在经济上遭受的机会欠缺。在军事独裁时期，费尔南多·恩里克是一个左派分子，甚至曾经流亡到智利和法国。但他的政治观一直在发展变化，现在，他想将巴西变成一个经济协调、有活力的现代化国家。他并非魅力非凡，尽管他能流利地*语、西班牙语、英语三种语言，说出的话却常常让普通百姓难以理解。尽管如此，身为前任政府的财政部长，他在处理通货膨胀方面的确有一手。1993年时，巴西的国内物价飙升2500%，达到了历史的顶点；但到了1994年中期，物价就基本稳定住，不再上涨了。此举深得国内好评，他也因此辞去财长职务，参加了总统竞选。
费尔南多·恩里克同样从足球这里“借力”去推行自己的政策，这一点倒是跟他的诸位前任有些相仿。1994年7月1日，亦即当年世界杯上巴西与美国比赛之前3天，费尔南多·恩里克发行了新的货币，名叫“雷亚尔”。他希望此举能帮助稳定物价。当然，新货币成功与否跟足球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费尔南多·恩里克后来说，如果巴西国民心情舒畅、对国家抱有信心的话，他们可能会更能接受雷亚尔的出现。而能让巴西国民心情舒畅、重拾信心的，除了赢得世界杯还有什么呢？
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队的命运挂钩。那届世界杯期间，他邀请记者及有关人士到他家里，坐在电视机前面观看比赛，为巴西喝彩。这么做其实是有一定风险的，毕竟巴西已经有24年没有赢过世界杯了。但是，一切顺利，巴西在玫瑰碗球场击败了意大利，获得了世界杯冠军。说来也巧，雷亚尔的发行也获得了成功。几个星期之后，费尔南多·恩里克以微弱的优势当选巴西总统。政治和足球在巴西再次有了连线。我真是无法相信。
1994年年末，在就职典礼之前，我受邀到巴西利亚与费尔南多·恩里克会面。我不知道此行的目的是什么。费尔南多·恩里克很和善，也比我想象的要实际一些。“我们有很多事要做，其中之一就是让更多的孩子上学，”费尔南多·恩里克对我说道，“我们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么做能够解决巴西的很多问题。”
听起来不错，但我不知道这跟我有什么关系。随后他解释道：“贝利，我想让你来担任新政府的体育部长。”
这可不算是什么新鲜事。我感觉受宠若惊，这是当然的。但在过去10年当中，有三位巴西总统曾邀请我担任这个职位，我都拒绝了。我同样拒绝了费尔南多·恩里克，然后礼貌地向他表示了感谢，准备起身离开。
“嗯，我理解，”他温和地说道，“但是，你在打进第1000个球时发出的呼吁，说是为了巴西的下一代的话，算怎么回事？”
他随后解释说，在他想让巴西的孩子们上学的计划中，体育是一个基础环节。“这是一个机会，你可以做点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事来帮助孩子们。来吧，贝利。你怎么想？”
我当时想的是：这家伙真厉害！也许我真的该停止对巴西政治的空谈，真正做点有积极意义的事了。不由自主地，我答应了费尔南多·恩里克的邀请。在抱怨了国内政治这么多年之后，我也要成为其中一分子了。
巴西是个随意、悠闲的国家，很少见到一本正经西装革履的人，而即便是用巴西的标准来衡量，我都算是个无拘无束、不拘礼节的人。所以，见到华丽庄重的巴西利亚，我们的首都，我一下子有些不知所措。这个城市里，到处是复杂的头衔，深色的正装西服，黑色轿车，还有那些讲话——你得认识在场的每一位要人，才能开口说话！朋友们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我了。埃德森部长？贝利部长？多年来我曾有过很多个绰号，其中有一些甚至带有一些种族色彩，如“老黑”和“土人”。我刚上任的几个月里，有些相识数十年的熟人过来看我：
“嘿，土人，最近怎么样？”
接着他们脸色一白，忙改口道：
“哦，对不起，埃德森部长……”
我只是笑着对他们说：“没关系，没关系，轻松点……”
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但我对自己的新职务很自豪。能有一个官方的身份为祖国效力，我心感荣耀，也很感谢总统和国民对我的信任。我还因自己是巴西第一个黑人内阁部长而感到骄傲，巴西独立已近两个世纪，首位黑人部长的出现也表明了巴西的黑人在争取机会的道路上奋斗了太久。我很高兴能够打破这个障碍，这样更多的黑人同胞就能走上相同的道路——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我惊喜地发现，在巴西利亚真的能做很多好事。正如费尔南多·恩里克所承诺的那样，我们最大的目标是说服巴西的父母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上学。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得不面对巴西的很多严峻问题，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贫穷。1992年的一次研究表明，巴西5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的比率高达15%。很明显，对巴西来说，它不仅是当前的棘手问题，还会影响到巴西的未来。全国总共有3200万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这个数字比加拿大全国的人口都多。我们相信，如果能让孩子们到学校去上学，短期内起码能够保证他们能吃得好一点，还能让他们远离街区上犯罪事件的影响；而从长远来看，他们还能接受教育，而教育是改变贫穷命运的关键一步。
费尔南多·恩里克的一个想法是开展一个名叫“bolsaescola”的项目——只要某个家庭让孩子去上学，就每个月发给他们数美元的助学金。事实上，此举正是巴西教育情况的转折点，也是很多贫困家庭生活的转折点。但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说，除了助学金，这些孩子在学校里还需要某种爱好，以防产生辍学的念头。想当初，如果巴鲁的学校里有足球活动的话，我是不会总逃课逃学的！
所以，在体育部等处的很多人的帮助下，我们开启了一个项目：在贫穷的社区设置低成本的运动设施，如足球场、篮球场等等。我们将这些设施称作“vilasolimpicas”，亦即“奥林匹克村”。这个名字能给人一种高档的感觉，但建设每个“vilas”往往需要近100万美元的费用，而巴西政府当时资金匮乏，于是我们就从美国施乐等公司争取赞助。巴西的孩子们可以随时使用这些运动设施，但是——这一点才是关键——要想使用这些设施，他们需要证明自己在学校有相当的出勤率。这么做有两个好处：一是迫使他们去学校上课，二是让他们远离学校外的毒品、犯罪等不良影响，哪怕是几个小时都是好的。
这个设想其实很简单，但成效是喜人的。在很多设置了“vilas”的社区里，学校的出勤率上升了，青少年犯罪率下降了，有的地方青少年犯罪率甚至降到了0。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妻子希拉里到里约访问，他们参观了位于曼盖拉小镇上的一处办得很成功的“奥林匹克村”。克林顿总统发表了演讲，他称赞了这个项目所取得的成功，还向一个学生表示了祝贺——她是全家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
演讲结束后，克林顿总统跟我一起走到足球场上。“你可得让着我点儿。”他笑着对我说道。我也笑了。记者们也都笑着，拍摄我们俩踢球的照片。
克林顿总统球踢得不错！但是，说实话，我当时想的已经不是足球了。我对我们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和自豪。我感觉，那一刻就是我之前努力奋斗的最佳回报。我在足球上的成功给了我施展影响的平台；我受到的教育给了我做事的能力；人们对我的信任、我和体育部的同事们的艰苦努力使得这个项目得以实现，对巴西儿童的生活起到了积极的影响。这是值得骄傲的一刻，对埃德森、对贝利而言都是如此。
迄今为止，为鼓励孩子们上学而创办的“奥林匹克村”项目是我身为体育部长所做的最自豪的事。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巴西的印第安人群体、监狱里的犯人们中间组织过足球比赛。但是我要帮助的群体还有一个，那就是巴西的足球运动员。当时巴西的弱势群体那么多，乍看之下，足球运动员似乎并不是迫切需要帮助的群体；但事实并非如此，有些与他们利益紧密相关的政策迟迟未能制定落实。
绝大多数外国人都认为巴西的职业足球一定是兴旺繁荣的。毕竟我们有着全世界最丰厚的足球传统，有大量球迷基础，还有不断涌现的足球天才。所以，我们的联赛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了，对吧？错了。在上世纪90年代，巴西的俱乐部连球员的薪水都应付不来，其中部分原因是很多资金都被贪污了。没有人知道那些门票收入和球员转会费到底去了哪里。社会上暴力事件频发，球场里也变得不安全了，当然足球也难逃其影响。结果就是，很多人都开始远离足球圈，巨大的体育场内——连马拉卡纳球场都算在内——上座率都不过半。
与此同时，某些规章制度——或者说因为缺少某些规章制度——剥夺了球员们最基本的权利。巴西的职业球员没有退休金，没有医保，在与一个俱乐部的合同到期之后，他们甚至没有权利成为“自由球员”。如果他们不能跟现在的俱乐部续约，那么这个俱乐部就可以禁止他转会。这就跟卖了终身一样。虽然有很多巴西球星在欧洲的俱乐部里挣大钱，但在国内，很多球员甚至连生计都难以维持。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巴西并不是唯一一个面临以上问题的国家。到上世纪90年代，英国的足球联赛以及部分欧洲国家和中东国家的足球联赛，其上座率都不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足球流氓——普遍认为是源于目无法纪、无依无靠的文化阶层——在球场内寻衅滋事，因为害怕波及自身，每场比赛都有数千球迷不敢到现场看球。与此同时，足球主管部门的权力又太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足球带来的金钱和影响力突然间给巴西国内及国际上那些足球官员巨大的权势，但相关规章和法律的制定又严重滞后，无法限制权力的滥用和金钱的贪污。
真的，很多年里，有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足球挣来的钱就像绝了堤的河水一样外流。我记得在桑托斯俱乐部效力时，我们到欧洲、非洲、美国踢过那么多场国际比赛，但俱乐部却一点富起来的迹象都没有。我们的训练设施和球员休息室都不算好。有一年，在从欧洲踢完一系列比赛之后，得来的钱都放在一个手提箱里，而那个手提箱消失了。一位球队官员下了飞机，提着手提箱去喝咖啡，回来时说手提箱被人偷走了。这简直是《碟中谍》里的情节啊！现在我们把它当成一个笑话，但当时太令人心酸了。
关于球员自由转会的问题一直令我苦恼，从上世纪70年代初我就一直跟政客们谈论这件事。我曾跟几个桑托斯队队友坐飞机到巴西利亚找梅迪西总统，跟他说了我们球队里刚刚发生的一件事：我们一个队友跟球队某个董事的女儿谈恋爱，他们后来翻了脸，于是那个董事就要求将这名球员踢出球队；于是他就被解雇了，但同时又被禁止与别的球队签约。在巴西，别的职业都受到劳动法的保护，以免其从业者受到这种不公正待遇，但偏偏足球运动员没有这种权利。
梅迪西总统对那位球员的遭遇表示了同情，但他最后选择了最简单的处理方式：那就是什么都没做。现在我是体育部长了，我决心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我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措施，目的是帮助巴西的球员和球队。我不仅要让球员们获得自由转会的权利，还要制定法律，强制俱乐部每年公布财务报告。这样一来，凭空消失的手提箱就能少一点了。
很明显，球员自由转会权是生逢其时；但在第二点上，因为牵扯到了俱乐部的财政透明度，我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巴西国内几乎所有的俱乐部都反对这项立法，因为俱乐部的老板们明白，这是在剥夺他们的特权。他们甚至在巴西利亚成立了一个游说团体，每天都在抗议这项立法。与此同时，有人指控体育部有贪污*的问题，我不得不解雇了14个人。每天报纸上都有文章在抨击我，说我是在毁掉巴西足球——尽管我要做的其实是在拯救它。
1998年，一条法案终于获准通过，人们将其称作“贝利法案”。但除了允许球员自由转会之外，其他条款都被剔除掉了，回顾起来，我都不愿让它以我的名字命名。
我很不习惯每天被媒体诽谤中伤，这种事一点都不好玩。我只是想让足球这个职业得到应有的地位和待遇，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目标还未实现。很多俱乐部依旧债台高筑，球员们仍然在为更好的生活而拼搏奋争。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多亏了保障的提高和更专业化的管理，很多在上世纪90年代困难重重的联赛，现在的情况已经大有好转。很可惜我的祖国还在这个泥坑里拔不出来。巴西的足球，巴西的球迷，理应过得更好才对。
费尔南多·恩里克的继任者是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而他也是继费尔南多·恩里克之后又一个巴西总统的“另类形象”。卢拉出生于巴西东北部，他的父亲共有23个孩子，小时候，他们一家人挤在一辆货车的车头里来到了圣保罗。他是巴西首个工人阶级出身的总统，跟我一样，他受教育不多，但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不论是在巴西百姓的眼里还是在国际上，他都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形象。
卢拉很风趣，也很有魅力。他是一个超级足球迷，而他当选巴西总统的时候，恰恰是巴西在2002年第5次夺得世界杯之后。但他喜欢的球队是科林蒂安斯——在前文中我曾说起过，在跟这支球队的交手历史上，我一直有着上佳表现。头几次跟卢拉会面时，他总是笑着对我说：“啊，贝利，你这个混蛋，你跟你的桑托斯真是让我头疼啊。”他还让我向母亲转达他的歉意，因为数年来他每次看我跟科林蒂安斯踢球时都会“问候”我老妈。
我们都笑得很开心。
我一直跟卢拉相处得很好。但在他上任之后不久，就要取缔“奥林匹克村”项目，这令我非常失望。这个项目一直做得很成功，即使在我离开体育部之后依然如此。我请求卢拉再慎重考虑一下。但他说，他要取消“奥林匹克村”项目，因为他所在的政党有一个不同的计划。这里要提醒大家，那是一个“不同”的计划，而不是一个“更好”的计划。于是，“奥林匹克村”项目就终止了。
这就是我不理解政治的地方。政客们整天都忙着斗来斗去，为了己方利益不惜毁掉对方所取得的成就，而不是去考虑民众的利益。在我看来，“奥林匹克村”项目的终结，再次证明了我不是玩政治的料。
尽管如此，在过去的20年里，巴西和整个世界都有了很多好的转变。在我的祖国巴西，有3500万人摆脱了贫困，进入中产阶级——这个数字是纽约市人口的4倍。巴西的顽疾——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也有了改观。疾病缠身、营养不良的普遍现象——也就是1958年国家队队医筛选队员的“标准”——已经消失。举例来说，上世纪50年代，巴西人的平均寿命只有46岁，而当时美国的人均寿命是69岁。这是一个巨大的差距。而今天，巴西的人均寿命是73岁，只比美国的人均寿命少5年。而与此相对应的，随着国家的进步，也多亏了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的鼓励政策，学校的入学率大大提高了。鉴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我对这件事尤其感到满足，这是一个在以后几十年里持续让我们受益的巨大成就。
在巴西国内，很多人都将国家的进步归功于前两任总统。的确如此，费尔南多·恩里克和卢拉的确居功甚伟。我曾到过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很多国家同样取得了跟巴西一样的巨大进步。从全球范围来说，从1990年至今，极度贫困的人口数量——通常的衡量标准是每天的生活费用低于1.25美元——下降了10亿。这些情况是我在跟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组织到非洲、东南亚、拉丁美洲等地访问时亲眼看到的。世界上的贫困现象依然大量存在，这都是不应该的。但除了个别情况之外，过去我们见到的那种大范围的穷困现象已经没有了。在我成长过程中以及在我周游世界参加比赛期间司空见惯的面黄肌瘦、疾病缠身、愁眉苦脸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带来这种进步的原因有很多，我对其了解不是很全面，所以也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但回顾自己的经历时，我又想起了1950年世界杯时的情形，那时的巴西人，都围聚在收音机旁收听马拉卡纳球场的比赛。那天过后，人们就常常感觉自己跟国家的联系更密切了，感觉自己是某个集体的一分子。而这种凝聚力一旦成形，就很难再被拉扯开了。上世纪60年代，随着人们对外界了解的增多，他们对自身权利的诉求也增加了；而在穷人们身上，他们希望在巴西的生活能像巴西在球场上的表现一样好。我还想起了，就在同一段时期内的足球场上，我们对个人能力的重视程度降低了，而更注重团队配合。这种价值观正在被全世界人们广泛接受，而非仅仅局限在足球场上。
现在，体育能挣到的钱越来越多，我也常常看到足球普及所结出的果实已经惠及贫困的群体——或者是直接的捐赠，或者是通过足球培训班等项目组织年轻人参加比赛。以我的个人经验而言，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在他们踏上球场的那一刻，他们就会感到自己跟村子里的其他孩子是平等的，甚至跟全世界的孩子都是平等的。这种自豪和自信的感觉，一旦经历过后，就再也难以割舍。他们会有政治诉求，他们会为自己和家人争取权利。
是的，我相信，足球帮助世界变得更好。也许足球并不是其关键因素，但它是一个重要的推力。足球教给我们的是一种普世价值观，它曾让我变得更好，也曾让无数人受益匪浅。
在世界杯上的诸多进球之中，大家觉得哪个是巴西足球历史上最著名的进球？
1970年世界杯决赛上击败意大利时，由卡洛斯·阿尔贝托打进的那个球？
1958年世界杯比赛中击败苏联时，迪迪助攻瓦瓦为“足球史上最精彩的3分钟”画上完美句号的那个球？
还是同一届世界杯决赛上，我在最后一刻攻入瑞典队的那个头球？
都不是。巴西人念念不忘的，一遍遍在脑海中浮现的，是1950年马拉卡纳球场上乌拉圭前锋阿尔西德斯·吉贾打进的制胜一球。
已经过去64年了，可是……
人们之所以难以忘记这个进球，其部分原因是我们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承办过世界杯。尽管巴西以5次夺冠的成绩傲视群雄，但我们的大多数对手都曾体验过在祖国的土地上品尝夺冠的甜蜜——阿根廷、西德、英格兰、意大利……我们没有。相信我，我曾目睹过：在本国夺冠、庆祝，由此引发的爱国情绪、球迷的热情、球员的自豪感，都是无可比拟的。
1994年世界杯，巴西是申办国之一，但当时我是反对申办的；我认为国家应该把钱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面。而到了2000年代中期，巴西的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我们有了很大的余地。并且，卢拉的政府承诺不会用公款去建造世界杯体育场。他还承诺说，要利用世界杯这个契机，为巴西建造更多的公路、公共交通设施和机场，而这些项目已经被推迟了太多年。所以，这时申办世界杯似乎是很合适的，当我得知巴西获得了2014年世界杯的主办权时，我非常高兴。此外，里约还获得了2016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我是既高兴又自豪。
可惜的是，事情的进展并不尽如人意。原先设想的由私营银行为场馆建设提供资金的计划泡了汤，只好动用公共资金；很多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么被取消，要么被推迟，而体育场馆建设要么逾期要么超了预算。我想，我本应比其他人更早预知到这种情况。说实话，如果某个场馆的预算是1亿美元，他们绝不会只花9000万，然后对你说：“这是剩下的钱，你都拿回去吧。”在巴西尤其如此，在巴西的足球圈里更是如此。
2013年年中，“联合会杯”在巴西举行，在此期间，很多失望的巴西人举行了多次街头抗议游行。很多人对公款被用于建设体育场馆而非用在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上感到愤怒。一位巴西抗议者甚至高举这样一个标语牌：日本，用我们的足球换你们的教育行吗？
作为数年前认为巴西资金不足而反对它承办世界杯的“异端分子”，我支持抗议者的大部分观点。巴西令人烦恼不安的事情太多，而我最担心的是政治因素会对足球产生影响，作为一名球员，我曾见过太多类似事件，而这种事常常令我伤心。比如说，有许多人在网上发起倡议，让大家在现场观看联合会杯时，在国歌奏起的时候背过身去。还好，比赛按计划进行，顺利结束，巴西甚至还夺得了此届联合会杯的冠军，球迷都非常高兴。
我认为2014年世界杯一定很不错——也许后勤方面会有点不遂人意，但一定会很有乐趣。球场内会挤满热情的球迷，海滩是完美无瑕的，酒水饮料应有尽有……巴西是狂欢和聚会的行家，我们的足球传统举世无匹。巴西人民以好客闻名世界，我们热切期盼30万访客的到来。这届巴西国家队有些优秀的球员，我坚信，巴西，巴西足球，一定能赢得全世界新一代球迷的心。
要是决赛是在马拉卡纳球场、对阵的双方是巴西和乌拉圭……天哪，我不敢想了。我会紧张得不敢去看球赛。那时我就跟母亲一起到教堂祈祷去。
在我桑托斯办公室里的墙上，挂着一张父亲的照片，照片上，他位于中间，我跟儿子分列他的两侧，我们俩同时亲吻着父亲的脸颊。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我就会想起以前那些快乐的时光：在瓜鲁雅市家里的后院里，我跟儿子有时候会踢球玩，而父亲则坐在一边看。他往往是很久不说话，然后突然喊道：“哎！用脚外侧啊！”最后，他自己也忍不住了，就站起身来，笑着对我们说道：“来，孩子们，把球传过来！你们知道，我在足球上也是有点经验的！”
就这样，纳西门托家族的老少三代，一边踢着球，一边快乐地欢笑。再没有什么能让我如此高兴了。1997年，父亲因心脏病去世。从那时起，足球带给我的快乐就少了很多，我每天都思念他。
父亲去世后，母亲在整理遗物时找到了我的一只旧球鞋——这可是巴鲁时代的超级装备啊。我的眼珠都快跳出来了，我以为这些东西50年前就丢了，真不知道母亲是怎么保管下来的。我解开鞋带，一些钱冒了出来——400里斯。在我这一生中，由于种种金融问题，巴西已经换过七八次货币，这些钱到底价值多少我已无从得知；但我觉得，在上世纪50年代这不是一笔小数，对我们当时贫穷的家庭来说更是如此。
“这是什么？”我问道。
“是你第一次给家里挣的钱，”母亲柔声说道，“我一直留着呢，因为你挣钱不容易。”
嗯，大家已经知道了我的性格，估计也猜到我听到这些话是什么反应了。对母亲和我来说，那真是一个感伤的时刻。这些钱让我想起了自己这一生是多么的幸运。上帝赐给我特殊的足球天赋，我很幸运，利用这种天赋并从中得到快乐。我不仅自己过得很好，还帮助了很多亲人。
现在，我的人生已经进入了第80个年头，我想把节奏放缓一点了，我要给埃德森多留一点时间。在巴西桑托斯的家里，我在后院开了一块园子，在里面种了些草药、羽衣甘蓝、小葱和蔬菜。我经常在那里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拔拔草、浇浇园子。就只有我，还有我的思绪，再没有别的干扰；我把这个园子戏称为我的“心理治疗师”。
即使是在园子里，在这片安静、温暖的绿色包围之下，也有我以往人生的记忆。上世纪70年代末，我去泰国参加比赛，在那里吃到一种美味的水果——荔枝。荔枝是东南亚地区的土特产，这小东西太好吃了——红色多刺的外壳里面，全是甜美的汁水。当时巴西没有荔枝，于是我就决定偷点种子回家。我把种子藏在鞋子里，过海关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很厉害。还好他们没搜查出来，我就把这些种子种在了后院里。现在，荔枝树已经长得很高了，每年都结果。这么多年过去了，巴西对外界的开放程度变大了，现在，在圣保罗等地的餐馆和酒吧里随处可以吃到荔枝。但每次看到这些荔枝树，我都会想起曾经四处奔波比赛的经历，还会想到世界的巨变。
事实上，我并不是过着远离尘世的生活。我仍然四处奔波，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组织工作，还作为大使去推广足球运动。在“传奇10号”的帮助下，我的生意也发展得不错。“传奇10号”的英文名是“legends10”，是一家代理公司，他们负责管理我在全世界的品牌和形象，跟我合作开展项目，旨在为后代留下一些财富。我很感激，因为人们对我的兴趣尚未消失，所以，我就尽己所能迎合他们的需求，尤其是让孩子们感到快乐。
令我牵肠挂肚的还有一些事情。其中之一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队队友们的福祉。他们有些人现在健康状况很不好，身体有伤，经济拮据。加林查晚年时病得很重，又破了产，我们对他的遭遇都深感痛心。我们一些老队友在马拉卡纳球场为他举行了几次慈善赛，或者直接给他一些钱，但他总是拒绝我们的好意，说他没事。我想，对那些奋斗了一生、曾经站在世界之巅的人来说，朋友的施舍是件很难接受的事。于是我们就努力游说政府，让他们出台一些政策，给那些夺取冠军的功臣提供一点经济上的补助，以此作为他们的回报。
现在我还常常跟国家队、桑托斯俱乐部的一些老队友见面。过去30年里，有几个人——佩佩、济托、科蒂尼奥、我——每两周就一起到桑托斯的海湾那边聚一聚，雷打不动。我们在一起很快乐。城里有两三家餐馆，每隔一阵我们就聚在一起吃顿饭，为我们当中的某个人过生日。能维持这些友谊真的很好。而另一方面，1958年国家队里的一些队友渐次离世。就在去年，2013年，德扎马·桑托斯、尼尔顿·德索尔迪还有吉尔马（决赛中战胜瑞典获得冠军之后把我架在肩上的好队友）都相继离开了我们，享年84、82、83岁。他们生活得很好，长寿而终。死亡是人生的一部分，每个人都会经历到；但我真的很想念他们。
现在，我们正在桑托斯筹建一个贝利展览馆。很多人都给了我们赞助，其中就包括巴西著名设计师奥斯卡·尼迈耶，在他以104岁高龄仙逝之前，还为展馆外的方尖塔设计了图纸。
我最大的快乐还是来自家人，一直以来都是如此。我的几个孩子都令我感到骄傲。凯丽·克里斯蒂娜住在纽约，已经有了4个孩子。埃迪尼奥在桑托斯俱乐部管理层工作。詹妮弗拿到了哲学学位，现在是一名翻译。弗莱维娅是一个理疗师，最近我做了一个臀部手术，她帮助我康复。桑德拉是桑托斯市的议员，却不幸因癌症去世，身后有两个孩子，他们都已经10多岁了，现在为桑托斯近郊的一支球队效力。二婚妻子所生的龙凤胎——约书亚和塞莱斯特（跟我母亲是同一个名字）也都10多岁了。塞莱斯特跟她妈妈住在美国佛罗里达，约书亚为桑托斯青年队效力。我告诉他——我对所有孩子都是这么说的——不用逼着自己去走我的老路或者出名。地球上的每个人，包括我的孩子们，他们都有各自的天赋，在这个世界上总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如果他们的天赋能做到出类拔萃、能让自己和他人得到幸福和快乐，那就是件很了不起的事；达不到这样的高度也不要紧，只要能找到自己的一技之长，就能活得很好。
因为我曾目睹过名气的转瞬即逝。在我的办公室里还有张照片，照片拍摄于1958年世界杯夺冠之后，17岁的我跟一位身穿西服的英俊男子握手。这张照片的旁边还有很多照片，都是我跟教皇、总统等世界名人的合影。每个来到办公室的人都会问我：“穿西服的这个人是谁？”我常常会笑起来。那是瑞典的国王——古斯塔夫国王。那时他是世界杯主办国的元首，是全世界瞩目的焦点。仅仅过了半个世纪，大多数人就都不认识他了。这是一个宝贵的道理。
回头想想，名气和金钱并不重要。我心里知道的是，足球对我有好处，对世界也有好处。足球让一个穷人家的小男孩有了目标，还展示给他世界各地的奇迹；足球给他带来一生的友谊，还留下了与亲人共处的宝贵回忆。在我的一生中，我目睹过足球是怎样让人们凝聚在一起，还让他们对周围世界有了更好的感知。一遍又一遍，不论是在场上还是场下，我亲眼见到足球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对我而言，足球无与伦比的魅力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