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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 议军
十二月初六日，朝廷的上谕到了省里，曾国藩行礼之后，在手中展开来看，内容大约是这样的：“……同文馆之设，至今以九年矣，期间挑选八旗、汉族学生充盈，并雇请外籍教习，教以语言文字，并传汉教习训课汉文，着拟章程，每届四年，由总署衙门堂官自行考试一次，分别优劣，各以讲叙革留之法。数载而下，大见其功。”
“……唯查该馆教习屡次更换，学生功课难免做辍，恐所学外国语言文字未尽娴熟，且俄、法教习至明年三月即行期满，两江之地，另有法、俄教士商民多人，着曾国藩于任上，细细访查，有德才俱佳之士，可酌情举荐，引至京中，以尽布化之功。”
“又，经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推荐，任职江海关税务司顾问之英人费自来、李泰国、赫德等所上之‘洋药税厘并征’及‘外国轮船载运土货复进口规程’二文，经总署衙门奏陈御前，朕览奏，不胜惊愕之下，更以西人有此等心向天朝之仪度。除却‘进口章程’一文略有舛误，为朕下旨批驳，其余各项，均弃其错漏，取其忠悃，酌情采用。”
“以上该员，除费自来以老病侵寻之由，不日调转回国之外，另外二员，着两江总督妥善安置，并着由两江总督曾，带同以上二员，到京陛见。钦此。”
放下上谕，曾国藩楞了好大一会儿的功夫，他实在是搞不懂，皇帝召见自己，缘由大约可以想见，但怎么好端端的想起来，要召见赫德等人了？难道，真的是上个月所上的两份奏折，简在帝心，皇上迫不及待的就要付诸实行了吗？
转念一想，曾国藩无奈的苦笑起来：皇帝的脾气他知道，人很聪明，更能善纳臣言，只有一节，大约是年纪太轻，想到什么，就恨不得叱嗟立办，片刻也不能等待——自己这一次进京，若是情势允许的话，倒要认真的劝导几句呢！
当下命人传松江府，并知会江海关税务司英人顾问赫德和李泰国，让他们到总督府，有事相晤。
赫德是英国人，本名叫罗伯?哈登，后来改名赫德，是爱尔兰人，父亲是当地的农场主兼一家酒坊的主人，母亲是农家女子，赫德是他们的长子。1850，考入贝尔法斯特大学，后来从父命，改入都柏林三一大学，1853，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又再到贝尔法斯特大学，进修了拉丁和希腊语。
1854，英国外交部到大学招募去中国服务的外交人员，赫德得以免试入选，这一年的六月四日（这是公历）离开英国，七月到达香港，被分配到英国驻香港贸易督察处任翻译。这一年的十月，调至新开口岸宁波，任驻华领事馆助理兼任翻译工作，开始学习汉语和中文。
后来因为他工作能力出色，以二等助理实际负责英国驻宁波领事馆日常工作，这期间，他的中文能力有了相当的长进，更开始学习中国古文、《孟子》甚至旁及《墨子》。
咸丰七年，调任广州，照例的二等助理及二等翻译，四月的时候，为巴夏理任命为秘书，时值二鸦之战，英法联军***广州，中英交恶，汉语人才稀缺，赫德更是大渐起用。
等到咸丰七年安山湖一战，赫德以随军翻译，也给中国人抓了俘虏，一直关在北京西山军营之中，其时双方能够做流利交流的人并不很多，赫德得以脱颖而出，甚至为到京不久的格莱斯顿爵士向总署衙门陈情，先一步将赫德放了出来，担任翻译之职。
其时海关之事，愈加繁复——海关是从康熙二十三年，为课华洋出入船舶税收而设，又叫新关或洋关，道光二十二年之后，渐事推广，统称海关。一鸦之后，政府每设一洋关，即同时设一海关监督，多以当地兵备道兼任，但清人多不通关税往来之事，总是请外籍税务司在旁指点，时间长了，尽为洋人架空，本身并无实权的。
赫德虽并没有任职税务司的经历，但他在中国生活的久了，这样的事情，见得太多太多了。二鸦之战结束，两国签署《北京条约》及《优待战俘办法》的条约之后，被俘士兵纷纷返回祖国，赫德却留了下来，甚至辞去驻华领事处秘书、翻译的工作，转而进到同文馆，以教习为生。
赫德着实是人才，除却担任教习之外，他又在任上，写了两份文字，便是前面所提及的，另有七项章程，特别是拟定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从关税中船钞（也就是吨位）项下收入部分提成，以用于上岸勘察、测绘和建立各种港务设备，使海关职守由专管收税，扩大到建立灯塔、疏浚港口乃至缉私等。
不过，赫德不过是一介教习，并无丝毫职权，这样的文字，也算他有感而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感于中国人于税务专职上的空白，聊以消遣度日’的文字，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政治诉求。
后来，这份文字给奕看到，很感兴趣，要过去呈递御前，皇帝大见其情，以为赫德以西人之心，居然能够顾念天朝，破格免去他同文馆教习，改任上海税务司总顾问一职。
至于他提出的种种主张，除却‘外国轮船载运土货复进口规程’一文中提及的，因为把原来仅仅适用于英商的《长江各口征收办法》推广到各国来华商人身上，从而使洋货不仅在沿海行销，而且深入内地，严重的打击了中国工商业之外，更有一节是，对洋货实行纳复进口半税的特惠条件，既便利了洋货的倾销，又减轻的洋商的税负等等条款弃而不用之外，其他种种海关建设及权责限制款项，令皇帝大为意动，并着松江府、上海道在治下税务司，试行一二。
赫德履任上海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立下一项甚至出乎任命他为海关税务司总顾问的皇帝的意料之外的功劳。便是在上海吴淞口外海，设立测候所——也就是气象站——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设立官方意义上的气象站。
鉴于外国商船在中国沿海经常遇到礁石险滩和恶劣气候等情况，赫德在上海外海放置灯塔的同时，想到了应该设立气象台站，当时中国沿海及内河各口海关，南起广州，北至牛庄，分布于维度20°，经度10°范围之内，坐落地点很适合作为观察气象的网店，但当时赫德的建议遭到松江府知府倪良耀的猛烈反对，还是上海道王有龄从旁支持，方才得以购买来了各种设备，但并无专人管理。
咸丰九年夏秋之交，徐家汇天文台测出将有台风袭击上海，向商船发出警报——这一次的预测非常精准，从此以后，赫德之名，响彻两江官场，便是连北京的皇帝，也听到了。
李泰国的经历和赫德有异曲同工之处，他的父亲是第一任驻广州的英国公使，李泰国随父到中国，咸丰五年的时候，接替威妥玛，担任上海江海关税务司英方顾问，在任上多有建树，在联络清政府官员中，广为“洋人治关”造舆论。他主张“外洋船只进出呈验舱单，必须详尽，否则处罚或没收”，“各税须照征照缴，掣发税款收据”，很得桂良、倪良耀等人的信任和重用。
但说来奇怪，桂良几次以‘李泰国顾问夷税征收之后，税钞大有起色，按年比较，银数倍增’为由向朝廷报请嘉奖，都无一例外的给皇帝打了回票，总署衙门不好再三烦请，只得把一肚皮的疑惑压在心底，不敢多问。
这一次皇帝征召自己和这两个人一起北上，曾国藩几个收拾行装，带上身边的中国听用，由两江总督衙门派出的弁员护送着，乘车从江宁出发，一路到了京中。
进京之后，赫德、李泰国几个先自由总署衙门的主事招待两个人并听用数人住进馆驿，曾国藩则各自一人，到宫门口请圣安，递牌子请见。
赫德两个在管驿中呆不到一个时辰，门上有人来回禀，“总署衙门司员容大人、荣大人来访。”
迎出来相见，是容闳和荣禄两个，翎顶辉煌，朝服的外面各自缝着孔雀和云雀补服——李泰国和赫德在中国有年，于大清官吏朝服上的补服自然有所了解，学着东方人的样子拱一拱手，“恭喜纯朴兄，仲华小兄。年余未见，各自官升一级了？”
容、荣两个和赫德都不陌生，一个是他的在同文馆的同僚，另外一个，虽然并未正式接受过赫德的教导，但因为出自馆中，也算是有师弟情谊，知道他是中文对话、书写非常流利的，也不必再找翻译作陪，“见过鹭宾先生。”
鹭宾是赫德为自己起的字，他本名叫罗勃，嫌它不雅，所以取个谐音的号叫鹭宾，笑着给他们介绍同来的李泰国，双方见过礼数之后，进到馆驿，分宾主落座，容闳先说，“鹭宾兄与泰国先生在我天朝多年，为我朝税务海关之事，献议斡旋，颇为出力，不但是我等身在总署衙门的看在眼里，感在心间，就是皇上，提及鹭宾兄多年来仗义之行，亦自感叹连声，以为天下俊彦，纷至沓来，正是我天朝荣光无限，欣荣之兆啊！”
赫德笑着点头，他人非常聪明，在中国精研文字语言、甚或典籍文章多年，说出话来大有‘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味道，“多承纯朴兄谬赞，我之来到中华，本是机缘巧合，旅居此地，数载而下，研习贵国文化，更使人有如鱼得水之感，于此一节而言，倒是我该向贵国表示感谢之意呢。”
“对，对，正是如鱼得水。”荣禄在一边笑着接口道，“听说先生近来另有鱼水之欢？”
赫德扬声大笑！他今年25岁，旅居中国多年，婚姻之事，一拖再拖，有时候想在中国寻觅一房妻室，也好打发这晓风残月，秦淮清浅的日子，但只要人家一听说是给金发碧眼的老外相亲，立刻摇头摆手一起来，半句话也听不进去，转头就跑！
后来有一次，正是在测候所大建其功之后，朝廷封赏有加，胡雪岩凑趣，自费做东请王有龄和江海关的同僚一起出外闲游，到了浙江，游富春江，访严子陵钓台的古迹，坐的是有名的江山船，结实了一个名叫阿玉的船娘，赫德色授魂与，托请同来的胡雪岩再三求恳，花了大把的银子，终于将阿玉纳入私宠，做了他的情妇——荣禄是故意拿这件事开玩笑的。
笑过一阵，容闳将话题撤回到正经事上，“鹭宾兄，泰国先生，此次皇上征召二位进京，是有两件事托请二位的。”
“哦？不知道是什么事，容得我二人可以为大皇帝陛下效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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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年，皇帝西幸山西回銮之后，海军建设之事，开始逐渐为之提上日程，并将郭嵩焘所奏的“……为请置战舰，练水师以资堵截，恭折仰祈圣鉴事”的奏折誊录明发，着由天下督抚共议——这在咸丰朝以来，尚属首次。郭嵩焘大名哄传天下自不必提之外，也使各方认识到了皇帝于海军建设的重视程度。
第一个上章的地方大员就是曾国藩，他连续上了两份奏折，分别是《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和《拟奏海防亟宜切筹武备，必求实际疏》。
奏折分别如下：“……谨为遵旨筹议，恭折复陈，仰祈圣鉴事。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咸丰十年十一月十三日奉上谕，前因江苏藩司郭嵩焘等奏，英人炮船现肯售卖，并肯派匠役教习制造等款，窃臣以为，大江上下游设有水师，中间并无以断敌接济之船，且日后恐有贼由苏常进剿，则北路必受其冲击，据郭嵩焘称，若用小火轮船十余号，益以精利枪炮，不过数十万两，至驾驶之法，广东、上海等处可以雇内地人随时学习，亦可雇用外国人，令其司舵司驳。”
曾国藩在奏折中提出，“……购买外洋炮船，则今为使圣朝边圉永固，国民安定之第一要务，……构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匪逆，可以勤远略。”
在另外一份《拟奏海防亟宜切筹武备，必求实际疏》中，曾国藩就海军创设之初的种种庞杂而具体事务，大发阐述。文字如下：“……臣等悉心共同商酌，谨拟列紧要应办事件数条，总期实备精求，务臻有济。应请饬下在廷王大臣及列位大臣详细谋划，毋狃故辙，毋尚空谈，如臣所奏若有可行，即应查照此务切实办理；若果不可行，即另筹必济之方，以代此条之用。此外，如王大臣等别有良策，亦即实抒所见，共资干济，以纾目前当务之亟，以裕国家久远之图，则臣等幸甚，天下幸甚。”
他所列举者四条，其一曰练兵，“……各海口固须设防，然非有海洋屹然重兵可迎堵，可截剿，可尾击，则防务难于得力。应就外海水师及各营洋枪队中，挑选精壮曾经战阵之兵勇，另立海军，以一万二千五百人为率，简派治兵大员帅之，就中分五军，每军二千五百人，各以得力提镇大员分统之，每军虚铁甲船而只，为冲击卫蔽之资，其余酌量人数，配具兵船若干，先立一军，随立随练，其余依次增办，日加训练，务期律严志和，胆壮技精，详悉沙线，神明驾驭，狎习风涛，娴熟演放枪炮，以成劲旅。各兵勇有原额口粮者仍之；有应加给者加之；有应另募者酌募若干，用原有额粮者若干人。创设之初，如需雇募外国善于驾驶演放之人为教习，亦酌量雇募，由任事者悉心经理，其无事之日，分驻何口；遇有征剿，若何调度，由统帅大员酌量布置。”
第二款是备船，“各军应用铁甲船十只，兵船若干，除现有轮船外，于创设之初，只得为应急之计，各船应购买者，急宜购之外国，外国于在官兵船，不能听人购买，应向制造各船商人船厂定制应用。”
第三是简器，曾国藩在折子中说，“……自铁甲船即兴，各国复求勘攻铁船之炮，闻英国现已有之，应购买慈祥炮位，并能载用此项炮位之船，及演习施放此项炮位之技，其余各船应配炮位，亦一律购备，一律演习。至各军所用洋枪，务须一式，平时一律演习，始能娴熟；临时亦一律施放，不至歧误。各国所制枪式，日久日新，从前之来福枪不及后门枪，后门枪以林明灯及麦提尼为精。现在英国所造之亨利麦提尼枪，又驾而上之。若用器先逊于人，则临阵更难制胜。必须用最精之枪，一律之枪式，方能有济。即以前购之枪，亦系精品，尚勘利用，未能概弃，以致空靡饷需。或不能全军一式，姑求各军中，其本军所用务期一式；即各军本军中未易一式，必期各船中本船所用务归一式，庶仓促中不至有歧异误用之处矣。”
下一节是设厂，“造船修船，非随处设厂，难资利用。各样兵船，铁甲船及精式利用之洋枪，为目前计，只得购之洋人，为久远计，必须自我制造，以期精益求精，用不胜用。应在闽省、天津、上海等地各件机器局，并沿海地方，力求精进扩充之方，以为持久取胜之计。”
除曾国藩外，其他另有陆建瀛、李鸿章、沈葆桢等人就兴办海军之事也纷纷上章，各自表明于海军建设的支持态度。因为有此，皇帝急招曾国藩进京，君臣两个准备面谈一番。听内奏事处奏报说曾国藩到了，皇帝立刻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