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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正直山花浪漫的季节，德国飘着朦胧的小雨，颇有些海涅诗句的味道。
柏林，这座古老而又现代的城市不复开战之初闲庭信步的节奏。繁华的菩提树下大街绝少出现男性青年的身影，因伤退伍的士兵加入警察队伍街头执勤的场景一再发生，市区偏僻的巷道也首次出现穿着破旧军衣缺胳膊少腿的乞讨者。
物价在飞涨，面包、黄油和一切生活必需品供应都受最高司令部控制，饥一餐饱一餐之际，市民和工人的收入依然在大幅度缩水。为了生存，工人被迫接受残酷的十二小时工作制，但是微薄的薪水仍旧不够家庭开支，许多家庭主妇也在这个春天出来工作。
随着战争的进行，救济会等慈善机构的经营也陷入极端困顿的境地，低收入家庭、街头乞讨者和退役军人为了一块发霉的面包不得不彻夜排队。光明在远去，理想被放逐，越来越多的丈夫、儿子和父亲在散发着恶臭味的战壕里中抱怨，最高司令部已经开始监管士兵的信件，可是并不能阻止士兵将前线低落的情绪传递至日益消沉的柏林。
渐渐地，柏林人开始抱怨，暗流在涌动。
五月初，在一片喧闹声中。不可一世的最高司令部向国会提交了《1917年陆军紧急军费法案》。
速战速决破产以后，国会便出现了“取消休战，重启政治活动，夺回军费审核权利”的呼声。1916年，趁着巴黎之战虎头蛇尾地结束，社会民主党联合国会其他党派宣布取消“中止国会一切政治活动和斗争”的决议，于是审核和监管军费拨款使用的权力回到国会手中。
在俄国爆发工人革命的关节点。陆军提交的旨在应对帝国两线作战局面的军费法案触动了不少人的敏感神经。
前海军大臣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重返政坛了。1916年下半年，当最高司令部为了应对英国皇家海军强势崛起，悍然宣布发动“无限制潜艇战”时。老狐狸就曾跳出来警告陆军不要玩弄能够改变战略平衡的危险游戏。那时候，整个德国都在猜测这条余威犹在的政坛巨鳄是否会顺势重出江湖，可事实证明那只是陆军人虚惊一场。
1917年5月。狼真的来了，而且气势汹汹：在东普鲁士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严谨的民族主义者沃尔夫冈-卡普组建祖国党，提尔皮茨当仁不让地成为它的领袖。这个政党组建之初就拥有近一百万会员，在陆军提出《1917年陆军紧急军费法案》的第四天就以帝国需要重新打通帝国海军运输线的名义向国会提交另一份军费法案——《1917年海军追加军费法案》。
提尔皮茨的突然发力让国会这潭原本就不平静的风浪之海升级成为咆哮之海。
海军陆在国会上演了斗而不破的戏码，连续两份追加军费法案让国会闹翻了天，持久战搅动了政治的黑暗面，人心、**、利己主义和爱国主义纠缠，在风云变幻的大时代面前，德国的政治力量正在经历重新洗牌和分化重组。
首先决裂的是社会民主党。1917年5月之前，国会一直是社会民主党一家独大。5月，俄国革命的消息传来，社会民主党中间派再也无法磨合其左派和右派之间的矛盾，原本就分崩离析一盘散沙的社会民主党正式走向决裂。社会民主党左翼斯巴达派联合中央党和更早之前就从社会民主党分离出去的**社会民主党共同进退，拒绝一切战争军费拨款。而社会民主党右翼则联合保守党、民族自由党和普鲁士农民党竭力支持军队。
5月12日。帝国国会展现了无与伦比的效率，在震耳欲聋的喧嚣声中，海军陆本年度的追加军费法案在大幅度削减后分别获得通过。对这个结果，有人兴高采烈也有人捶胸顿足，总之，柏林再也无法保持表面上的一团和气。没有硝烟的战争开始了。
柏林东北部老工业区的一家废弃工厂，更名斯巴达同盟的原社会民主党左派精英和早早分离出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云集，一场将深刻影响德国未来和欧洲战争进程的会议正在召开。
“俄国革命的胜利只是机缘巧合。沙皇的统治在欧洲战争爆发之前就危机重重，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起义不断。俄国原本工农业底子就薄，国内政局黑暗，前线战事又不断失利，居高不下的军费使得俄国经济走向总崩溃，所以欧洲战争对俄国的摧残和破坏最彻底，它是资本主义强国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所以俄国人的革命侥幸获得胜利！”
泛着铁锈味的废弃工厂厂房里，数十名社会民主党领袖和精英们吵成一团。
此刻，没有比德国社会民主党更加复杂的政党了。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个不折不扣的庞然大物，这个国家的统治阶层——容克贵族和军官团对它恨之入骨，可即便是雄才大略的铁血首相俾斯麦也奈何它不得，就连帝国皇帝也只能借第三次海军政治风暴这有利时机浑水摸鱼，偷偷清洗它的左翼势力。
1917年五月上旬，这个庞大的政党完成分化重组。其实早在1915年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就分裂成为四个部分，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直接退出政党，组建新的政党，也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原型；社会民主党本身分化成为支持战争的右翼，反对战争的左翼和摇摆不定的中间派。
分裂之初。社会民主党内部分歧还未扩大到彼此不能相容的程度，所以其右翼领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和布朗特被迫流亡海外的不幸遭际不单纯只是因为受王海蒂的牵连。时间进入1917年，两派的政治分歧已经上任到杀父之仇夺妻之恨的高度，左翼派改名斯巴达同盟，指责以谢德曼为代表的右翼公开投靠帝国主义政府，是欧洲人的侩子手。社会民主党右翼则指责以卡尔-李卜克内、罗莎-卢森堡、蔡特金、弗朗茨-梅林为代表的斯巴达派是投降主义分子，是不折不扣的叛国者。试图调和的中间派放放弃努力。联合早先分裂出去的一部分社会民主党成员组成了**社会民主党。
如果以上部分还属于可以梳理的范畴，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是不可理喻的。看不惯中间派调和主张的斯巴达同盟在五月国会投票失利后整体加入他们原先看不起的**社会民主党阵营，肆无忌惮地借用**社会民主党声望和人脉发展壮大的同时又保持一定的**性。
斯巴达派在德国的影响力不仅比不上社会民主党右翼。甚至不如**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的一个党派内部还分化成两个彼此矛盾重重的集团——以卡尔-李卜克内、罗莎-卢森堡和弗朗茨-梅林为首的国际派集团，以卡尔-拉狄克和尤里安-博尔夏特为首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集团。前者希望通过人民代表的选举来实现社会主义。而后者则深受俄国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的影响，主张以暴力的方式实现工人阶级的最高理想，两个集团为德国社会主义实现道路争论不休。
发言的正是国际派集团或者说是卢森堡集团领袖之一的弗朗茨-梅林。他拍了拍桌子，让各不相让的会场稍稍安静一点，正色道：
“我们的敌人无比强大，他们控制德意志的方方面面，我们不能让赤手空拳的工人去对付武装到牙齿的陆军。再者，我认为在德国有通过议会合法斗争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斯巴达同盟能够存在就是明证！”
“难道我们没有被容克监视和打压？如果议会斗争真的有效，那么冯-罗伊特事件该如何解释。1915年大清洗又该如何解释？”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集团领袖卡尔-拉狄克站了起来，身体前倾，双手握拳按在会议桌上，冲弗朗茨-梅林咆哮道。
普法战争后，德国占领法国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由于这些地区的法国人普遍仇视德国人。所以冲突频繁。1913年，冯-罗伊特上校下令逮捕二十八名怀疑制造一系列冲突事件的法国裔居民，此举遭到帝国国会的强烈反对。社会民主党、进步党、民族自由党和中央党要求军队做出解释，而皇帝、政府和军队却站在冯-罗伊特上校这边。国会通过对政府决议的不信任案，可是这一表决没有任何效果，斯特拉斯堡军事法庭宣布冯-罗伊特无罪。而且被军队授予一枚帝国奖章。
至于1915年对社会民主党的大清洗，因为它与帝国第三次海军政治风暴紧密联系，因此德意志人耳熟能详无需赘述。
冯-罗伊特事件和1915年大清洗让德国许多左翼社会民主党人明白国会不过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容克和军官团才是这个国家的根基。
“我认为俄国同志在四月取得的胜利不是个例。战争对帝国的反噬未必的确比俄国小，可是我们德国工业化水平更高，工人更多，组织性更强，而且军队都在前线，国内反动派势力极度空虚。既然数量稀少的俄国工人阶级能够推翻罗曼洛夫王朝和沙皇制度，那么我们德意志的工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推翻容克制度和霍亨索伦王朝？！”
弗朗茨-梅林想反驳，一位一直坐在会场角落里，戴着鸭舌帽的老家伙站了起来，犀利道：
“参考俄国革命的经验，工人革命依赖一直富有战斗力的工人武装和强大的宣传机构，起义将首先在一座或者几座主要工业城市成功，随后才扩大到全国。在俄国革命之前，我们对基尔海陆军的渗透就很成功，我们完全可以在柏林、慕尼黑这样的主要工业城市复制基尔成功的经验，在军队发展工人势力，组织和训练工人阶级，然后赶在冬天到来之前发动起义！”
鸭舌帽的条理清晰，极具可操作性的发言博得一片喝彩声。
“我说，那家伙是谁？”
鸭舌帽款款而谈，会场相对沉默的**社会民主党阵营，眼镜片比朗姆酒酒瓶底还要厚的老党员一边呵气擦拭眼镜，一边扭头向他的邻座的问道。
“布朗特，哈哈，那是来自奥格斯堡的布朗特！”
随意穿了一件米色外套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撇过头看了老搭档布朗特一眼，桀骜不驯的异彩一闪而过，而后带着事不关己的轻松将双手拢在脑袋后，慵懒地靠在椅子背上，对邻座那个没有眼力见的家伙淡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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