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尽快稳固华北地盘，张学良把自己的官邸都搬到了北平，颇有些励精图治，大力发展华北军政的做派。
随着张学良的离开，新任天津市长出炉了。
此人名叫臧启芳，在美国加州大学、伊利诺大学主修经济学，回国后做过东北大学的法学院院长，还给张学良当了几年家庭教师（教授经济学），他也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之一。
张学良对臧启芳的态度很复杂，一方面敬重臧启芳的才学能力，另一方面又觉得臧启芳不靠谱。
因为之前东北大学的学生闹事的时候，臧启芳并未严加约束，以至于学运规模越搞越大。用张学良的原话说，就是“我对臧启芳很不器重，几乎要把他们（学校多位领导）都枪毙了”。
说白了，臧启芳就是个学者型官僚，而且非常爱护学生。
历史上东北大学内迁至四川，当地川军经常调戏女学生，搞得学生们晚上都不敢出门。当时任东北大学流亡校长的臧启芳得知后，当即广发英雄帖，宴请当地驻军的连级以上军官。他诉说了学校流离失所的艰苦，又讲述了学生勤奋学习的不易，恳求驻军严格灌输士兵，保障学生们能够安心学习。
这些都不算什么，恐怖的是臧启芳挨个敬酒，四川老白干连喝50余杯，把川军将官们看得目瞪口呆。从此之后，当地川军一提起臧启芳都要竖大拇指，再没有发生士兵调戏女学生的事件。
后来柏杨先生也在他的杂文里说：“十年来酒量如海而不强灌人，有酒仙之风者，就我所知，得两人焉。一为已逝世的臧启芳先生，一为仍在世的叶明勋先生，值得，“不过政府再困难，也不能穷了教育。我可以做主，每年拨2万元作为小学补助经费。”
两万元摊到整个天津市，有屁用啊！
张伯苓有些失望，但还是笑道：“难得臧市长重视教育，我也代表天津的学子敬市长一杯。”
“好说，好说。”臧启芳举起杯子又是一口闷。
周赫煊说：“希望教育基金会的善款，只能勉强维持现有的希望小学，实在没有能力继续扩大规模，恐怕要让臧市长失望了。”
如今希望小学主要分布在天津和北平，另外两市周边的河北省内，也兴建有一些，总共加起来有98所之多。目前在读学生1万多名，学校老师有300多个，每年给老师发工资就要10万元，再加上购置教学物资，以及提供免费午餐等支出，一年的总花费超过15万元。
说实话，善款早就不够用了。
文绣经常上街宣传呼吁募捐，周赫煊也偶尔找北平、天津的富商们化缘，但每年的善款还是筹不足5万，剩下的全靠周赫煊自己捐赠。
“唉，没钱万事难啊。”臧启芳无奈叹息。
周赫煊开玩笑道：“天津市长都哭穷，你让其他地方的民政官情何以堪。”
“哈哈哈哈。”张伯苓大笑不止。
这真是个笑话，因为此时的天津特别牛逼。
天津是民国年间第二大工业城市，仅次于上海，也是北方最大的金融贸易中心，可以说富得流油。
可惜天津最重要的盐税，根本不走地方财政，直接上交长芦盐署，由中央统一收去了。外加阎锡山战败时，上任市长把钱花得差不多，臧启芳这个新市长才变得无钱可用。
一顿酒喝完，等张伯苓离开以后，周赫煊才贼兮兮的对臧启芳说：“臧市长，我倒有个赚钱的法子。”
“周先生请讲。”臧启芳精神一振。
周赫煊道：“彻查天津所有大型公司工厂，清理他们的股份，肯定有些是不干净的。”
臧启芳就一搞教育的，哪里懂这些，连忙请教道：“周先生能否详细说明情况？”
其实很简单，天津工业大部分都是官僚资本。
比如大名鼎鼎的久大精盐公司，为了打破盐政旧制的限制，直接拉拢杨度入股，结果获得袁世凯特批的销售权。为了将精盐销售到南方，又陆续吸引蔡锷、黎元洪、曹锟、曹锐等人入股。
结果呢，打一次仗换一拨血。
比如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北洋当局就大力查抄久大精盐公司，不但将曹锟等人名下的股份没收，还把公司董事长逮捕，久大公司上交八万银元罚款才放人。
臧启芳听得目瞪口呆，犹豫道：“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合情理。”
周赫煊冷笑道：“那些军阀鱼肉百姓，下野之后继续逍遥，没收他们的股份有什么不合情理的？有些人甚至都没出真金白银投资，就能轻轻松松的拿到股份。说实话，臧市长如果借机发力，把军阀官僚的股份没收之后还给公司，只收取部分罚款的话，那些公司的老板说不定还要感谢你。当然，具体问题具体操作，有些人的股份还是不方便没收的，你自己看着办。”
臧启芳明显心动了，但他这么一干，绝对会背上贪官污吏的骂名。
不过嘛，如果把弄到的钱，拿出一部分来搞教育，社会舆论又会朝他这边倒。
干了！
而且得尽快，如今张学良正在搞中原大战的善后工作，又有一批军阀下野到天津当寓公，这些人属于最好的打击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