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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进了！”
我们笑着。我们大叫着。我们欢呼、雀跃。我们全家人都聚在自家的小房子里收听着比赛实况，就跟巴西全国的其他人家一样。
300英里外的里约热内卢，在热情喧嚣的家乡人民面前，强大的巴西正在世界杯决赛中对阵弱小的乌拉圭。下半场开始后2分钟，巴西前锋弗里亚卡摆脱一名防守队员，送出一记锐利的低平球，越过守门员，打进了球网。
巴西1，乌拉圭0。
这进球真漂亮——即便我们无法目睹，也是如此。我们这个小城镇上没有电视机，其实，巴西的第一个电视台就是在1950年世界杯时才建立的，但是只有在里约才能收看。所以，对我们而言，对大多数巴西人而言，就只能通过电台收听比赛了。我们家有一台大收音机，四方形的机身，圆形旋钮，还有v形的天线，就放在客厅的角落里。而现在我们正在它的旁边，疯狂地跳着、欢呼着、高叫着。
那时我9岁。但现在我仍记着那种感觉：欢快、自豪，我最爱的两个事物——足球和巴西——正与胜利结合在一起，这是全世界最美好的事了。我记得当时母亲舒适的微笑，还有父亲，我的偶像，那几年他一直因自己的足球梦破灭而忧虑不安，也突然焕发了青春，他拥抱着来家里听球赛的朋友，欢喜若狂。
这种快乐，持续了19分钟。
当时的我，跟数百万巴西人一样，尚未学到人生的教训——在人生中，跟在球赛中一样，终场哨声响起之前，没有什么事是肯定的。
啊，当时的我们又怎么可能知道这个道理呢？我们都是年轻人，在一个年轻的国家，热爱着一个“年轻”的体育项目。
我们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1950年7月16日，每个巴西人都记得这一天，它就像亲人离世一样永远铭刻在我们心头。而在此之前，很难想象有东西能将这个国家聚拢在一起。
当时的巴西国民因各种因素而难以凝聚，巨大的国土面积即是其一。我们这个小城镇——巴鲁，位于圣保罗州的高原上，似乎与魅力非凡的海滨首都、本届世界杯决赛地点的里约有着天壤之别。里约意味着桑巴舞、热带气候和比基尼女郎——这是大多数外国人对巴西的印象。而巴鲁，在比赛那天冷得吓人，母亲只好把厨房的炉子点着了——这是件很奢侈的事，但母亲觉得这样能提升客厅里的温度，不至于让前来听球赛的客人们冻死。
如果身在巴鲁都感觉距离里约是如此偏远，那么那些在亚马孙平原、广阔的潘塔纳尔湿地或东北部干旱的岩石地区的人们什么感觉就不难想象了。巴西的国土面积比美国本土要大一些，而在当时，人们感觉巴西要大得多。当时极其富有的人才买得起汽车，而全巴西都几乎找不到可供汽车行驶的铺面道路。到家乡外面看一看——这只是一个只有少数幸运儿可能实现的梦想。我15岁才看到大海，更不用说见到身穿比基尼的女郎了。
事实上，地理因素只是造成巴西国民难以凝聚的因素之一。巴西，在某些方面来看是一个富饶的国度，黄金、石油、咖啡……资源丰富，而这个国家似乎同时具有两副面孔。里约的富翁和政客们住着巴黎风格的大厦，玩的是赛马，享受的是海滨度假。但在1950年巴西首次承办世界杯时，有一半的巴西人都吃不饱肚子，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识字。我跟弟弟妹妹就属于那些赤着脚走路的那一半巴西人。这种不公平源自我们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而到我为止，我们家脱离奴隶身份才刚刚三代人。
多年之后，在我退役之后，我见到了伟大的纳尔逊·曼德拉，在所有我获准会面的人当中——教皇、总统、国王、好莱坞影星等等，他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曼德拉对我说：“贝利，在南非，我们有太多人种，有太多语言。而在巴西，你们的资源那么富饶，还只说一种语言，葡萄牙语。为什么你的国家还是不富强？你们国家为什么不团结？”
当时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现在也找不到确切的答案。但在我这一生中，在这73年时间里，我目睹到了进步。我知道我们会不断进步，因为我看到了它的开始。
是的，人们可以咒骂1950年7月16日这一天，只要他们喜欢。我能理解，因为我也这样做过。但在我记忆中，这是巴西人的心第一次凝聚在了一起。那一天，整个国家的人都围聚在收音机旁，一起欢呼，一起痛苦……第一次，整个国家心气相投。
那一天，我们开始发现足球的真正影响力。
我关于足球的最早的记忆，其实是街头临时拼凑的踢球游戏：低矮的砖房、坑坑洼洼的泥土路，进球，欢呼，在冷冷的空气里大口喘气。我们一踢就是几个小时，直到踢得脚疼，太阳下山，母亲叫我们回家。没有高档的球具，没有昂贵的球衣，只有一个球——或像球的某样东西。而这都无法掩盖这一运动的魅力。
我对足球的一切知识，最早来自我的父亲——若昂·拉莫斯·多·纳西门托。跟几乎每个巴西人一样，人们都记不住他的本名，而都叫他的绰号“唐丁霍”。
父亲出生于巴西的米纳斯吉拉斯州一个小镇，小镇的葡萄牙语本意为“大矿区”，因为在殖民时期这里曾发现了大量金矿。父亲与母亲塞莱斯特相识时，他仍在服兵役；母亲那时还在上学。他们结婚时母亲15岁，16岁时就怀上了我。他们给我取名叫“埃德森”，为的是纪念托马斯·爱迪生，因为在我出生的1940年，电灯刚刚出现在我们的小镇上。父母对其深为震撼，就决定以他的名字给我取名，以此来向他表示敬意。结果却是，他们漏掉了名字中的一个字母；但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名字的。
父亲认真对待服兵役这件事，但他真正热爱的是足球。他身高约1.83米，身材比一般巴西人都要强壮，在他那个年代尤其如此，并且，他的球技非常好。他高高跃起，头球得分的能力很强，曾经在一场比赛中攻入5个头球。到现在为止，这仍是一项全国纪录。多年之后人们会夸张地说——贝利在巴西唯一没有打破的纪录就是他父亲保持的！
这不是巧合。我相信，父亲本能成为巴西足球史上的伟人之一，但他没有得到证明自己的机会。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正在米纳斯吉拉斯州一个名叫“trêscoracoes”（特雷斯科拉松伊斯）——意为“三颗心脏”的小镇参加半职业联赛。说实话，他们的境况很不好，因为只有少数几个精英俱乐部的薪水还算不错，其他大部分俱乐部都穷得叮当响。所以，足球运动员总背着一种耻辱，就像舞蹈家、艺术家等职业——其从业者追逐的是热情，而非金钱回报。我们家在不同的城镇间漂泊，父亲在哪里踢球，我们就搬到哪里。曾经有一年的时间，我们全家住在一个旅馆里——那种与豪华毫不沾边的旅馆，后来我们常常将其当成笑料，说那是个供球员和差旅商人、流浪汉落脚的零星级酒店。
1942年，就在我2岁生日之前，似乎所有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父亲迎来了事业的转机，他被米内罗竞技俱乐部——米纳斯吉拉斯州最大、最有钱的俱乐部招入麾下。父亲终于找到了一份既能踢球又能养活我们全家的工作，甚至能使家庭迈入小康的行列。那时父亲25岁，他的辉煌前程才刚刚开始。但是，就在他的首场比赛中——对阵的是里约的圣克里斯托旺俱乐部，当父亲全速与对方一位名叫奥古斯托的后卫撞在一起时，灾难发生了。
奥古斯托没什么大碍，他康复之后继续踢球。但父亲那时正处在巅峰时期，却灾难性地伤了膝盖——韧带，或许是半月板。我说“或许”，是因为当时没有核磁共振对其进行细致检查；事实上，当时的巴西，连运动医学都没有。我们不知道他伤在哪里，也不知道该如何治疗。我们只知道在伤处敷上冰袋，抬高它，听天由命。不消说，父亲的膝伤再也没有痊愈。
因为无法再度出场比赛，父亲很快就被俱乐部解雇，回到了特雷斯科拉松伊斯的家里。父亲从此就靠打短工挣钱，家里的生计常常难以为继。
即便是在境况最好的时候，家里的生活也很艰难，现在父亲回到了家里，养着膝盖，希望它能痊愈，从而能够再次返回米内罗竞技或者其他赚钱的俱乐部里踢球。我理解他这样做的原因，他认为这是能给家人像样的生活的最佳途径。但是，因为他不再踢球，家里就几乎没有了收入，而在上世纪40年代的巴西，又没有任何社会保障体系。更严峻的是，家里又多了两张吃饭的嘴——我的弟弟雅伊尔、妹妹玛利亚·露西亚又出生了。另外，祖母安博罗西娜、舅舅豪尔赫也搬来与我们同住。
我们兄妹几个都穿着二手衣服，有时候甚至是穿用装麦子的麻袋改成的衣服，也没有钱买鞋。有时候，家里仅有的食物就是面包加上一片香蕉，有时则是舅舅从工作的杂货店里带回家的大米和豆子。而与很多巴西人相比，我们已经算是幸运的了，因为我们从未挨饿。并且，家里的房子还算宽敞，全家人并未住在贫民窟（用巴西话说，是favela）里。但是房子的屋顶漏水，一下雨就满地是水。全家人始终是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因为大家——包括两个小孩子在内——都不知道下一顿饭从何而来。任何经历过这种贫困的人都有这种体会，这是一种忐忑、一种恐惧，一旦进到你的骨头里，就永远摆脱不掉。说实话，时至今日，我有时候还有这种感觉。
搬到巴鲁之后，家里的境况稍稍有了好转。父亲在卡萨卢西塔尼亚商店找到一份工作，其老板正是巴鲁竞技俱乐部——bac——的老板，而bac是巴鲁两支半职业球队之一。周一到周五，父亲就在商店里干着跑腿打杂的活，煮咖啡、送咖啡、寄信等等。到了周末，他就是bac的明星中锋。
在球场上，父亲展现出了曾经一度让他接近成功的足球才华。他攻入了很多进球，1946年他带领bac得到了圣保罗州的半职业联赛冠军。他还有种非凡的魅力，即便经历了足球生涯的厄运，他仍保持优雅和勇气。巴鲁的每个人都认识他，喜欢他，而我也总被人认出是“唐丁霍的儿子”——这个称谓我从过去到现在都心感自豪。但家里的日子还是很难，我甚至曾经想过——如果不能为家里的饭桌上带来食物，名气管个什么用。
我曾经想过，为什么父亲不去学另一门技能，从事另一种职业。但是足球就是这么慷慨，又这么残酷。中了足球的魔咒，就永远没有脱身的时候。当父亲发现自己的梦想已近破灭，他就将自己的身心和梦想都放在了另一个人身上。
“啊，你觉得自己踢得很好了，嗯？”
我低头盯着双脚，笑着。
“踢这里。”他说着，指着家里墙上的一个点。
如果我踢出的球击中了目标，他就会咧嘴一笑，接着又沉下脸来。
“很好！换另一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