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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朵飘零的花:东莞打工妹生存实录 第2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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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拿到退保金的还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因为走得匆忙,再加上极本不懂养老保险这回事,连一分钱都没得退呢,想想真不划算。据说在深圳有一千多万打工者,大部分人每月只有几百元的工资,再怎么省吃俭用也存不了几个字。我们辛苦打工几年,就指望离开这座不属于我们的城市时,退保可以拿到几千块钱回老家呢。现在单位招工,哪个不是只要20岁左右的年轻人啊。又有几个人能在这个城市里连续打工15年以上而享受到养老保险呢?

何况,在这15年间,若有失业,便只要自己去交保金了,一个失业的人,连吃穿住都成问题,哪里有钱交保金呢?再说了,这国家的政策,象孩子的脸,说变就变,等几十年退休后,是个什么样子谁又说得准呢?

但无论如何,拿到这笔钱我还是很高兴的,因为比我以前几个月加起来的工资都高。我将2000元寄回家,并买了一个手机。当我在电话里将连续两次升职并加薪的消息告诉妈妈时,她在电话那头都激动得哭起来,连声说:“海鸥再不愁学费了,海鸥再不愁学费了。”

虽然我能理解妈妈的心情,攒够海鸥的学费也是我最急于实现的理想。但妈妈连问都没问我过得好不好,让我很是失落。可我的失落是无人倾诉的。我原以为,现在是行政助理了,职位比做普工时高了许多,应该有更多的男孩子追我。但恰恰相反,虽然我在男孩子很多的技术大楼,但他们却都对我敬而远之。开始我很不明白,后来才知道,他们看田中先生对我这么好,都认为我己经是田中的人了,这让我很是郁闷。

所以,虽然我年轻漂亮,虽然我聪明勤奋,但没有一个人追我,这让我心如止水,把更多的时间扑在工作和田中先生身上。

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不属于国家法定假期,照例没有假放,虽然很多人非常想趁这个团圆之夜和亲朋好友聚聚。这个愿意虽然简单,也只能是奢望。普工们一如既往地加班加点,只是晚饭时,每人分到了两只廉价的月饼。

紧跟而来的“十一”国庆节倒是有两天法定假期。今年的“十一”正好是星期六,为了不影响正常上班秩序,厂里早就发放了通知,九月底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上班,也就是,将九月底最后一个个星期天的假期挪到“十一”。如此一来,所谓“十一”的两天法定假期事实上变成了两个星期天的假期,加班比例也就变成了1:2。珠三角一带的工厂都这么做,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

劳资关系紧张是深圳很多工厂的通病,这与深圳乃至珠三角的经济模式有关。由“三来一补”起家的深圳,实际上是“高技术产品、低技术制造”。企业赚的是一点“人工钱”,也就就是靠压低工资及恶劣的劳动条件睐实现低成本,以此赚取利润。简而言之,就是靠“榨取工人剩余价值”。

特别是在日本企业,劳资关系尤为紧张。因为文化及习俗的不同,日本人上司很难管理好中国员工。有些聪明的日本上司,就直接把权力下放给一个指定的中国主管,让中国人管理中国人。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那个被指定的中国主管,大多会借机大权独揽,并做出损公肥私的事,让企业蒙受重大损失。最后弄得一团糟,还要日本人来收拾烂摊子。

但大多数日本上司紧握权利不放,凡事亲力亲为,这样日本人都很辛苦,再加上文化、历史等原因,日本上司和中国员工的矛盾往往非常紧张,劳资关系一触即发。

虽然日本人相互之间在工作上要求非常严格,但一般日本人对中国人还是很宽容的。可是,劳资矛盾还时常不可避免地发生。

日资厂的管理中,一直渗透着一些传统的陋习,别说是脚踢,就是打耳光也是常事,被打者还要连连认错。对他们来说,上级打下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并且,他们还把这种陋习带到了中国。

主管技术部的日籍职员吉永副总经理,平时是一个非常和气的人,任谁都想象不出他会打骂员工,并且是自己的同胞。有一次,技术二部日籍经理小林因为一时疏忽,导致设计图纸上出现了一个微小错误,不过在进入正式生产程序前,他及时纠正过来,并没有引起任何不良后果。

田中得知后,没有理会小林,而是站到比他还高半头的吉永面前,当着办公室全体职员的面,二话不说,上前“啪啪”就甩了吉永两个大嘴巴,并大声训斥他。吉永没有任何的愤怒和抵触,身体依然站得笔直,嘴里连声喊着:“哈依,哈依。”态度谦恭有加。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就是这样一个态度谦恭有加的人,在田中骂完离开后,他也对小林破口大骂,骂完还不解气,飞起一脚将小林踢倒在地,然后扬长而去。小林迅速站起身来,冲着吉永的背影连连鞠躬。

后来听懂日语的同事说,田中骂吉永的话特别难听特别恶毒;而吉永则警告小林,倘若己经投产,就让他剖腹谢罪。若不是亲眼所见,我根本想象不到,儒雅的田中和和气的吉永在发起火来竟然与平时判若两人!

在惊讶于日本人这种上级打骂下级陋习的同时,也为他们的敬业精神所感动。不过是那么微小的一个错误,并且错误还没有造成任何严重后果,却得到如此严厉的处罚。这些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人之间,根本算不上个事。

两相对比,再看看自己的国家,在多少血的教训发生后,当事人只是被轻描淡写地小小处份了一下。最刻骨铭心的是1994年12月8日发生的那场克拉玛依大火,那年我13岁。当时听老师讲,大火中有323个生命永远地消失了,并有132名伤残者命运因此改命。这四百多人大多是中小学生,应该有许多我的同龄人。但这场大火的所有责任人,很多至已今仍然逍遥法外,几个替罪羊也不过是被判了几年徒刑。唯一流传下来的,就是那句经典台词:“让领导先走。”

上行下效,这也是中国远远落后于日本的主要原因,可惜政府依然没有警醒!

还在冲压三科时,我就经常听说日本职员打骂普工的事件,当时很是义愤填膺,但当我现在有机会了解事件真相后,却再也义愤不起来了。

在吉永和小林被打不久,装配二科也发生了日本人殴打中国员工事件。按理说,这种事在樱之厂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并不是什么大事。但这次却略有不同,因为惊动了警察。